食品安全專家打出七八十分，社會學者直接給了零分

　　“民以食為天”，飲食在中華民族的文化中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。但近些年來，食品安全成為社會和百姓更為關注的話題。近日，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指出，食品安全是關乎人人的重大基本民生問題，要正確認識當前我國食品安全形勢與階段性特征，筑牢食品安全防線，確保人民群眾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

　　中國的食品安全現狀到底如何？本期，《生命時報》與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研究員劉秀梅、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院長羅云波、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、中國人民大學社會系教授周孝正、德國柏林食品質量和安全研究學者克拉斯·哈格內爾以及加拿大溫哥華沿岸衛生局官員展開對話，共同圍繞食品安全話題進行探討。

　　給食品安全打多少分

　　《生命時報》：您怎樣看待中國經歷的多起食品安全事件？您覺得食品安全是不是國家現在更重要的一個問題？

　　劉秀梅：當然不是。從“十八大”報告中可以看到，我國還面臨更多的問題和挑戰。百姓也面臨諸如環境安全等現實問題，這些域帶給百姓的直接或間接傷害絕不亞于食品安全。現實中，食品與每個人的健康日日為伴，無論其是否有問題，或發生問題的規模、后果如何，“食品安全”已深入人心，社會的高度關注也成為必然。

　　羅云波：近年來，食品安全被政府放在了空前重要的位置上，并被視為重要的民生問題。但它還不是更重要的。從官方各種監測數據來看，我國食品行業的基礎較其他國家相對薄弱，但總體水平還是好的，雖然我國生產食品的小作坊多如牛毛，占20%左右，其中也不乏不法生產者，但這些所占的市場份額很小。

　　周孝正：是目前我國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。俗話說“民以食為天”，以前是食物不夠吃，現在是不敢吃，因為我們不知道吃進去的東西有沒有毒。食品安全直接威脅人的生命，如果連這件事都解決不了，社會就會大大倒退。

　　哈格內爾: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正處于爆發時期，這有點像上世紀70年代的德國。那時德國創造了“經濟奇跡”，也收獲了環境災難和食品安全危機。中國現在的情況類似，食品安全與環境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。雖然調查顯示，食品安全在德國不是前十位的問題，但我認為它確實是更重要的民生話題。德國早于1879年就出臺了《食品法》，該法目前所列條款已達幾十萬條，涉及幾乎所有食品，對食品生產和流通的每個環節都有嚴格規定。

　　加拿大官員：加拿大一貫重視食品安全問題，建立了被稱為全世界更嚴格、更規范的食品安全管理體系。一旦出現可能危及公共健康的食品安全隱患，所有媒體都會發出明確的提示。

　　《生命時報》：如果滿分是100分，您會給現在的食品安全環境打多少分？

　　羅云波：這個分很難打，及格沒有問題，七八十分也是有的。目前，我們的基本消費安全有保障，食品安全水平也總體向好，并不斷提高。用簡單的合格率來概括整體水平并不科學，我建議用“食品安全綜合指數”來量化食品安全狀況。

　　鄭也夫：肯定不及格。原因有兩方面，一是有關部門不稱職，監督不到位；二是大多數中國人拜金思想嚴重，為了賺錢膽大妄為、無所畏懼，因此才不斷有食品安全事件發生。

　　周孝正：我毫不客氣地會打零分。因為我國食品安全事件頻發，影響百姓健康，甚至威脅生命安全，性質非常惡劣。

　　哈格內爾:我給德國的食品安全打80分。目前德國一個大型超市中有多達6萬種食品。很多都是從國外進口，食品花樣越多，風險也越多。德國國內每年也會發生多起食品安全事故，比如毒豆芽、二惡英雞蛋等。德國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。

　　加拿大官員：我給加拿大打80分。加拿大的食品安全管理體系是世界一流的，公眾對這套體系也有很強的信任感，但這種強烈信任感有時也會壞事，近幾年幾次熟肉制品污染事件，就是因為大眾太相信食品絕對安全了。好在加拿大政府的應急補救機制相當完善，責任企業在消除影響上也做得較好。

　　我們的食品安全落后在哪

　　《生命時報》：在保證食品安全上，我們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差距有多大？

　　劉秀梅：這個問題不能簡單“一言以蔽之”。評價一個國家和地區的食品安全狀況，不應僅以發生惡性食品安全事件多少來定論，而應分析其完整的食品安全保障體系。

　　但綜合分析，我國與歐美仍存在較大差距：一是我國的農業和食品工業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，食品的原料、種養殖源頭控制，以及食品加工設備及全機械化程度，直接影響了我國對食品安全和質量的控制與提升；二是在食品安全科學知識、控制技術及監管策略等科學域的軟實力不強，相關技術的基礎研究、技術儲備、綜合人才的培養不足，對國際先進的食品安全控制理念和技術仍處于膚淺的跟蹤狀態。

　　羅云波：不能簡單地說差多少，我國和歐美國家面臨不同的問題。我國面臨的挑戰是監管。從監管對象來說，監管群體非常龐大，除了45萬家有照食品加工企業，上百萬家食品經營企業，還有眾多小作坊；從監管體系來說，部門交叉設置，效率不高，監管人員配備不夠，專業性不強，工作效率低；在監管內容上，我國主要檢驗食品中的工業污染、化學殘留等，而歐美國家，由于創新能力強，主要面臨的是微生物污染以及新技術等帶來的安全隱患。

　　鄭也夫：在食品安全監管上，我們差得很遠。在歐美國家，首先政府不參與生產，他們只負責監管；第二，政府設立了有力的監管制約措施。

　　《生命時報》：很多人不信任官方的說法，對于媒體和大眾的爆料，您怎么看？

　　羅云波：我國處在轉型期，社會矛盾很多。人們生活在其中，情緒非常不安。因此，當發生與食品安全相關的事件時，官方機構就會成為百姓泄憤的出氣孔。

　　從政府到食品生產企業都很重視食品安全問題，但官方數據似乎和老百姓的實際感受有很大差距。究其原因，很多消費者是從媒體的報道中獲知食品安全相關信息，但報道有時并不客觀、理性，會把個別事件放大為普遍事件；老百姓缺乏食品安全知識，對事件的判別能力不夠，再加上一些不懂食品安全的“專家”對事件做出缺乏理性的判斷，事件就在情緒化中被放大了。我希望主流媒體應該成為不實謠言的過濾器，而不是發酵劑。而老百姓如果不小心造謠了，隨著事件的逐漸明朗，也要出來辟謠。

　　鄭也夫：老百姓不信任的根源在于，我國的食品安全問題確實存在，而且比較嚴重。現在是媒體時代，人們可以通過不同渠道獲得信息，當關系生命和健康的食品問題頻頻出現時，人們就會恐慌、質疑和不信任。

　　改善環境需要做哪些

　　《生命時報》：改善食品安全環境，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？

　　劉秀梅：我的觀點是“社會共建”，大家各有各的責任，沒有主次之分。從長遠看，我更關注社會人群的食品安全素質的培養。要讓每個人都具備一定的食品安全知識，就必須“知識進課堂”，從幼兒抓起。在食品安全相關域，我們要培養更多有責任、有知識、有能力的年輕科學家、企業家、管理者和大眾傳播者。

　　羅云波：政府要在體制上做進一步調整，加大監管人員的培訓和培養，加強企業的誠信教育，建立黑名單制度、準入制度、懲罰制度，設立“出現問題永遠逐出行”的行業準則。比如，我們的法律法規要讓守法者發財、違規者傾家蕩產；要讓履職的、敢管的官員得到好評，讓大事化小、小事化無的官員受到批評或罷免。其次，社會要對食品安全理性看待，不要過分緊張或情緒化。

　　鄭也夫：政府應該把食品監管提到很高的高度，制定相關法律，嚴格執行和落實。另外，“官員食品特供”的現象應該禁止，各級官員的食品都應該來自市場，只有自身利益也在其中，才能認真監管。

　　哈格內爾：首要解決的問題是法律環境。政府一發現食品問題，哪怕只是可疑，也應該立即關閉可能的問題源。同時，要對出事企業進行重罰。比如2010年，德國二惡英雞蛋事件中，監管者順藤摸瓜鎖定了一家飼料企業。之后政府迅速隔離了4700個養豬場和家禽飼養場，這些企業和農場更后被迫關閉破產。

　　《生命時報》：您認為政府在監管上的問題主要在哪？

　　羅云波：目前來說，一是監管對象對法律法規沒有敬畏；二是監管部門分頭管理，出現重疊、交叉、空白等問題；更主要的是，監管人員專業素質不高、經驗不足，食品專業科班出身、實際從事監管工作的人太少，這在地方上尤其明顯。

　　周孝正：首先是相關法律法規不到位，懲處力度不夠。第二，食品行業的一些標準空缺，讓違法企業鉆了空子。第三，企業和政府一些部門是利益共同體，管理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，不能做到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執法必嚴。

　　《生命時報》：為保障食品安全，德國和加拿大都實施了哪些措施？能給中國一些建議嗎？

　　哈格內爾：全世界都有食品安全問題，關鍵還是要政府出面解決。中國現在的問題是缺乏日常有效檢查。應該完善食品法規，建立透明的食品鏈，發展生態農業。同時還要進行環境整治。德國為此建立了一張立體防護網絡，分為6層監管架構，還完善了一條“從田地到餐盤”的食品鏈，食品哪個環節出問題，馬上可以追溯到源頭，還有就是層層召回制度。

　　加拿大官員：關鍵在于從產到銷每個環節都應置于有效監管下，信息披露要及時、準確，責任處罰要有威懾力。加拿大的食品安全監督體系是在漫長時間里逐步完善的。更重要的幾點，一是全程監督，包括對本國產品和進口產品的管理；二是嚴格按規范行事，不僅食品本身，包裝運輸材料和生產場所、人員也有嚴格的衛生規范；三是信息透明、及時，監管部門的網站會用多種語言及時發布信息，以便大眾及時作出反應。